家在何方我国社会保障中的再家庭化研究(2) - 当代家庭教育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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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何方我国社会保障中的再家庭化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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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是，现代社会保障体制结构中，家庭“应然”功能和地位是怎样的？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中家庭功能与地位的“实然”又是什么？能否通过国外制度比较获得启示与对策？

二、社会保障中的“再家庭化”逻辑

(一) 从“去家庭化”到“再家庭化”思想流变

现代社会保障中关于“家庭”的讨论主要源自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的研究，他在最初分析福利资本主义社会时提出了福利“体制”(regime)概念，用以表达在一个福利国家中，国家、家庭、社会和市场的基本构成。艾斯平·安德森基于体制概念，以“去商品化”和“分层化”为量纲，区分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13)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郑秉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然而有学者指出，这一分析框架中缺少了女性视角和代际视角(14)Bambra C,"The Worlds of Welfare:Illusory and Gender Blind?"SocialPolicyandSociety,vol.3,2004,，并且存在西方中心论的问题。奥尔洛夫(Orloff)(15)Orloff A,"Gender and the Social Rights of Citizenship: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ender Relations and Welfare States",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58,1993,和奥康纳(O'Connor)(16)O'Connor J S,"From Women in the Welfare State to Gendering Welfare State Regimes",CurrentSociology,vol.44,1996,等学者基于艾斯平-安德森的研究基础，在其中加入了性别作为考量维度。刘易斯(Lewis)等学者构建了基于性别的福利国家类型学(17)Lewis J,"Gend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Regimes",JournalofEuropeanSocialPolicy,vol.2,1992,。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只注重单个指标、国家样本数较少且更加关注定性的概念(18)Esping-Andersen G,SocialFoundationsofPost-IndustrialEconom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综合艾斯平-安德森福利国家类型学这三个不足可以发现，这三者有一个共通之处，即没有将家庭维度纳入考虑。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从家庭视角进行福利体制的比较研究(19)Arts W,Gelissen J,"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or More?A State-of-the-Art Report",JournalofEuropeanSocialPolicy,vol.12,2002,。

“去家庭化(defamilialised)”概念最初被定义为成年人通过劳动力市场或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不依赖家庭而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20)Lister R,Campling J,Citizenship:FeministPerspectives,Macmilla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1997,pp.173.。由于在许多国家女性通常被作为家庭内部的无薪劳动者，所以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去家庭化”应当特指福利政策对女性的支持，使女性能独立于家庭的程度(21)Bambra C,"Defamilisation and Welfare State Regimes:A Cluster Analysis",InternationalJournalofSocialWelfare,vol.16,2007,。也有学者将“去家庭化”概念理解为福利国家对家庭的支持程度，或者是福利政策对家庭的拆解程度(22)Korpi W,"Faces of Inequality:Gender,Class,and Patterns of Inequaliti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Welfare States",SocialPolitics:InternationalStudiesinGender,State&Society,vol.7,2000,。艾斯平-安德森在之后的研究中也强调了“去家庭化”作为福利国家体制分类的一个重要指标，他认为“去家庭化”并不意味着反家庭，而是指通过国家或市场来提供福利，以帮助家庭减轻照顾责任，它试图减轻家庭负担和减少个人对亲属关系的福利依赖的制度。其本质是关注家庭的分解，即福利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家庭独立于市场而生存。汉特拉斯(Hantrais)在进行了不同国家的福利体制比较分析后指出，存在“去家庭化”“家庭化(familialised)”“部分去家庭化(partly familialised)”和“再家庭化(refamilialised)”四种福利体制(23)Hantrais L.ed.,FamilyPolicyMatters：RespondingtoFamilyChangeinEurope,Bristol:The Policy Press,2004,。据此有研究将东亚国家放入福利体制的比较分析之中，认为东亚国家的福利体制特点之一就是“家庭化”倾向严重，也即家庭福利状况独立于市场的程度比较低(24)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郑秉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59页。。总之，缘起于对艾斯平-安德森研究的反思，有关家庭的一系列概念被提了出来。基于不同的价值基础，不同学者选择以“去家庭化”或“再家庭化”作为分析视角，但对这些概念的定义学术界尚缺少共识。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传统家庭保障职能被国家化的“单位”所取代，单位承担起了个人生、老、病、死、残的保障职能。通过集体化和大跃进运动，国家全面推动集体主义的施行，从而使个人从对家庭的依赖转向了对集体，最终转向对国家的依赖。正如阎云翔的研究所示，“国家用对社会主义集体的忠诚来取代了对家庭的忠诚，用集体主义来取代了家庭至上”(25)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2页。。“家庭-个人”的关系逐渐被“国家-个人”所取代。个人的保障从传统社会的私人物品，逐渐转变为了由国家提供和国家生产的公共物品。传统社会中“求忠于孝悌之家”，即家与国是一体同构，家事也是公事。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得家与国分离，家事逐渐成了私事。但计划经济时期与其说是将家庭缩小为个人，不如说是家庭相对于传统社会进一步向国家层面扩大了。“家庭生活公共化”了。国家不通过家庭，而直接干预个人生活，为个人提供保障。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去家庭化”概念逐渐被建构了出来。

文章来源：《当代家庭教育》网址: http://www.ddjtjyzzs.cn/qikandaodu/2021/0718/14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