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何方我国社会保障中的再家庭化研究(4)

失业保险方面，在分配的基础上，规定了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参照当地对在职职工的规定，对其家属一次性发给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在缴费、待遇标准和保障递送上均没有涉及家庭。

工伤保险方面，《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在资格获得上，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同时关于保障标准规定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工伤保险的缴费和递送均以个人为基础。

生育保险方面，《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此外，由于生育保险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是产假，而产假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时间福利”，其特征是国家补贴家庭，使女性能够在家庭中获得生育照顾。因而生育保险在资格获得和福利递送上具有一定的“再家庭化”效果。

总体来看，我国社会保险中总体“再家庭化”程度不高。我国社会保险的基本功能是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社会保险是对基本社会风险的防范，得家庭相对于社会保障成了补充性的保障主体，使得社会保险是完全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保障政策。在供给方面，社会保险的保障标准定为是“保基本”，这由社会发展水平和缴费水平所决定，并不依赖个人的家庭情况。我国社会保险中的部分项目为了确保保险功能的有效发挥，建立了个人账户制度，由于个人账户具有私有财产性质，使得账户所有者在去世之后，账户资产可以被继承。而这也是我国社会保险制度中的部分项目在分配选择上能够实现“惠及家人”的原因。

(二) 我国社会救助中的“再家庭化”

我国社会救助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同时包含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等制度。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规定，享受低保待遇的条件是“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由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家庭的经济情况是低保资格获得的前提。同时规定“各地要全面推行最低生活保障金社会化发放，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将最低生活保障金直接支付到保障家庭账户”。最低生活保障在分配的基础维度上具有很强的“再家庭化”水平。在保障标准的设定上，所依据的是家庭人均收入与当地低保水平的差值。因而家庭作为整体被纳入考虑。

在特困人员供养和临时救助制度中，规定特困人员可以在家庭中分散供养，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负担。在福利递送上具有一定“再家庭化”水平。据《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临时救助的对象分为家庭对象和个人对象。但其保障标准和福利递送则完全以个人为基础，救助资金也直接打到个人账户上。

总之，我国社会救助中的“再家庭化”水平相对社会保险较高，家庭在社会救助中常被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量。我国社会救助政策的基本定位是“托底线、救急难”，这决定了社会救助的“最后出场”性质。因此家庭相对于社会救助来说是较高层次的保障，社会救助的功能是弥补家庭保障的不足或缺失，可以说社会救助时家庭保障的补充。

(三) 我国社会福利中的“再家庭化”

我国社会福利内容涵盖较为庞杂，从全国层面来看，主要有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和住房福利等。2019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要求持续推进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家庭是老年人服务递送的主要管道。而老年人的照顾标准和资格获得主要依据对老年人自身的评估。

在儿童福利方面，我国暂无全国性的儿童福利政策。但从地方层面来看，儿童福利主要集中在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帮扶照顾。以上海市为例，2020年上海市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困境儿童保障和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通知》，其中要求相关部门或单位要加强家庭教育工作。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生活补助，明确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对象参照上海市低保家庭成员给予医疗救助，不再核定其监护人家庭实际经济收入。对有能力履行抚养义务而拒不抚养的父母，民政部门可依法追索抚养费。可见儿童福利并非替代家庭照顾，而是对家庭照顾的规范、促进和补充。对儿童来说，家庭仍然是获得直接照顾服务最重要的渠道。

文章来源：《当代家庭教育》 网址: http://www.ddjtjyzzs.cn/qikandaodu/2021/0718/14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