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跨国移居家庭传承语维持与转用的关键因素(15)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把想象定义为人们对自己未来的设想，包括将来在什么地方生活，成为什么样的人等。多年来，在对移民群体和跨国移居家庭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他们不仅只是回顾过去，也非常关心未来，想象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想象和我们所谓的“新侨民思维”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新侨民思维重点强调跨国移居者所具有的能力。他们能够看到现在所处环境的潜在可能，即能为自己与后代创造新的社会空间。侨民现象作为一个概念存在已久，原本指的是人们在不同地区的散居现象。几个世纪以来，主要指历史上对犹太人、非洲奴隶和中国劳工（即大家熟知的苦力）的大规模驱散、迁居。显然，以往文献都强调这种迁居与驱散的非自愿性。20世纪，跨国移民研究倾向于使用一些新术语，如移民、客工、政治避难者、少数民族、无家可归者等。进入21世纪以后，研究者们逐渐发现诸如“移民”与“少数民族”之类的术语也不尽人意。正如Clifford（1997）指出的，一种新的“侨民语言似乎正在取代，或者至少补充说明了少数民族话语这一说法”。跨国联系打破了“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的二元关系（第255页）（有关研究，请参阅Li 2016）。

目前学术界一种流行的看法是侨民现象就是一种“高度多样化”的现象（Vertovec 2007）。有着不同移民动机与经历、不同教育与社会经济背景、不同地位的个体聚居于一地；新近迁入的移民与定居时间很长的移民彼此混居，操不同语言、方言与口音的说话人，通常以一种混杂的方式进行交流。然而，他们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点，这足以使他们认可每个人都是侨民群体中的一分子，从而创造出一个“想象的”社群。这种对于侨民现象的想象通常包括忽略过去的差异或保持中立，建立共性和关联性，并借此对新身份展开协商（Sofos 1996）。过去，人们关注的是侨民群体所受到的伤害以及背井离乡和流离失所等情况。现在，新侨民思维表明，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侨民群体构建新跨国体验空间的能力，这些新跨国体验空间和侨民群体的居住地以及所谓的族裔地所代表的经验相互作用，非常复杂（Morley 2000）。例如，Tsagarousianou（2004）提到，侨民群体的“潜力”在于“侨民群体在当地以及跨国移居的各种活动中所开发的各种富有创意的可能性”（第58页）。她还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关注的不是侨民群体失去与被迫迁居的经历或者对“祖国”的思念，更重要的是要去关注“侨民群体在构建与协商身份认同、日常生活与跨国活动方面的能力，他们通常都能够化解民族身份认同与同化的两难困境”（Tsagarousianou 2004）。Tsagarousianou认为，侨民群体准备并愿意去构建跨国想象与联系这一点，就已经说明他们与“少数族裔”不同。按照Brah（1996：193）的话来说，“侨民群体是……孕育希望和新起点的地方”；侨民群体不是一直在思乡中努力寻求、恢复或保持他们的身份认同，他们主要对自己是谁以及实质上自己渴望什么样的家等问题进行探寻并展开预想。

侨民现象研究兴趣与重心的转移在应用语言学领域中已经拉开序幕。例如，Block（2008）在研究多语、跨国移居的个体与群体过程中，对使用“失去”这个比喻的适切性提出质疑，指出过去看待语言维持与转用问题的立场过度情绪化与浪漫化，希望研究者能够改变立场。对于许多跨国移居的个体和群体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日思夜想的并不是失去了什么，而是需要为自己拓展与构建什么。用Mandaville（2001：172）的话来说，在侨居情形下，个人或群体表现出来的对传承语的疏离“通常会引起人们更加强烈地去寻求与协商其身份认同”。因此，能够看到移居环境带来的机会很重要，这些机会既包括离开故土和异地定居带来的限制性后果，又包括多方面新联系带来的创造性潜力。多方面新联系创造了一个“想象的”而非既定的社群（Anderson 1983/2006），在本地与跨国情形下，成员之间经过建立长期联系的过程，该“想象的社群”不断地得以再创造与再构建。

我们既研究个体想象又研究群体想象，后者特指一个家庭对于未来的共同设想。个体与群体的想象并不总是保持一致，如何解决个体想象与群体共有想象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会影响家庭所有成员。个体想象在个人决策中能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而家庭共有想象是构成所属社会群体族语活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想象可能是积极乐观的，也可能是消极悲观的。积极的想象凸显光明的、令人兴奋的且成功的未来，而消极的想象则强调阴暗负面的未来。两种想象都会对语言的维持与转用产生影响。

文章来源：《当代家庭教育》 网址: http://www.ddjtjyzzs.cn/qikandaodu/2021/0508/12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