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跨国移居家庭传承语维持与转用的关键因素(24)

在很多场合，我们都同简先生与简夫人的女儿和儿子进行交谈。他们彼此之间讲英语，同我们讲话时虽然也讲国语，但更倾向于讲英语。他们说自己已经忘记客家话了，他们的广东话“还可以，但不够好”。他们说，自从外祖父/母在20世纪80年代去世后，他们家就开始主要使用广东话进行交流，而不再讲客家话了。他们还说，在大学里从中国和新加坡的华裔朋友那里学会了一些国语。简先生的女儿嫁给了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男人，他懂国语以及一些方言，但他们彼此之间主要还是用英语进行交流。不过，他们会观看中国电视节目，国语也说得很好。简先生的儿子同一位在英国出生的华裔女子结了婚，在家里使用的是国语。他们表示，希望他们的孩子将来既要学习广东话，也要学习国语。

简先生和简夫人在2000年年初的时候，卖掉了外卖店。他们不断地说要回香港。其实，在他们来英国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在香港地区居住的最长时间也不过七个月，并且只有简先生一个人回去了。虽然简先生说他家在香港新界有一些土地，但家境不能算富裕。下面是简先生用普通话讲的一段话：

41. （为了表明其广东话背景，用繁体字转写。）

風俗習慣的確是個問題，我在這裏三十多年也覺得不習慣，還是比較習慣香港。想起香港就開心。

另一方面，简夫人承认在处理各种语言问题上的努力与挑战。作为一个嫁给了广东人的讲客家话的女人，她必须学会丈夫的语言。为了在华人餐饮业工作，她也觉得必须学会广东话。即使后来经营自己的生意，她知道他们也必须同其他华人打交道，包括供应商，而大部分供应商都讲广东话。他们真的非常关心孩子学习中文这件事，所以才把孩子送到广东话学校。但是，他们同样也能接受在英国生存就需要英语这一点。简先生的英语其实非常好。简夫人说自己能听懂大部分内容，也定期观看英文电视节目。她用国语告诉我们，客家话活在她的记忆里。

42. （为了表明其广东话背景，用繁体字转写。）

我現在也很少講客家話了。没人跟我講。反而越來越多是講普通話。我們兩個孩子上大學後，我在家裏一個人没意思，出去找朋友。後來又給别人幫忙，學説普通話。

让我们感兴趣的是，简先生和简夫人的国语都学得很好，而简夫人就像上文摘录25中的那位女性一样，采用了中国大陆的说法把国语称为普通话。简先生说，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生意的原因，他认识了讲国语的人，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人，越来越多。他并没有正式地去学习国语，而是通过和那些讲国语的人交往学会的。简夫人也学会了一些国语，也很热衷于练习国语。鼓励孩子在大学学习国语的人就是简夫人。她在一些场合说过，她想让女儿和儿子，以及未来的（外）孙子/女，都学习国语。因为，如果有一天他们决定去中国工作的话，一定很有用。她把国语称为“我们中国话”，还在一些场合称之为“普通话”，并且还谈到了国语在当今这个社会的用处。有一次，我们去拜访他们，碰巧他们的儿子也在家，结果我们同简先生和简夫人都是在用国语谈话。似乎简家所有人都看到了国语作为一种未来世界语言的潜力，同时把国语，而不是客家话或广东话，重新构建成能够代表他们的民族文化根源的传承语。

简家的故事表明，语言转用不是单向或者单个线性的过程。在不同时间点上，家庭中的重大事件，例如结婚、生子、就业、教育与孩子离家独自生活，都会影响家庭成员对家庭语言选择的协商方式。早期的选择也可能被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推翻，对于同一家庭的不同成员来说，平行过程可能同时发生。然而，他们对未来的设想却一直都在继续。我们有必要指出，在研究数据中有很多例子都包含表达想象的句子或词语，例如，“要是……就好了”“要是……该多好”“当初真应该……”，还包括简夫人最爱说的“如果有一天”和“假如有一天”。这说明，尽管国语表面上缺少与英语虚拟语气对等的结构，但国语说话人也能进行假设，也能进行虚拟式思考（Au 1983；Liu 1985；Wu 1994；蒋严 2000；Yeh & Gentner 2005。比较 Bloom（1981）的研究，Bloom曾假设国语话语者由于缺少虚拟语气而不能进入虚拟的王国）。事实上，在我们的研究中有很多人似乎都很珍视幻想以及虚拟的想法，他们对于自己和家人未来的想象也都非常生动精彩。研究数据中的大多数例子都表现出一种“向上的虚拟”，即相信能够产生实用的或有益的积极作用（Roese & Olson 1995；Roese 1997）。

文章来源：《当代家庭教育》 网址: http://www.ddjtjyzzs.cn/qikandaodu/2021/0508/1209.html